察猜是谁让中国人病不起？这才是真相......-百姓生活杂刊

察猜

本文根据红网和法制晚报综合整理

看《我不是药神》有感：病不起的中国人
俗话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小病输掉一头牛，大病卖掉一栋楼”，高额的医疗费用使得坊间流传着这些“经典”的段子。7月2日，全国健康扶贫三年攻坚工作会议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因病致贫返贫户达388.2万户，折射出了国人“病不起”的现状。
近日热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迅速“火”了起来，这部影片剧情改编自真实事件：江苏私企老板陆勇，是一名慢性白血病患者。他吃了两年瑞士进口的正版“格列卫”（每盒售价2.35万），总共花费60万人民币，这让中等收入水平的他倍感力不从心。一次偶然的机会，陆勇了解到印度有种疗效相当的仿制“格列卫”，每盒200块的售价跟正版药相比，简直是病友福音，他把这款药通过QQ病友群推荐给了广大急需药物的白血病患者，一来二去，他成了病友群的“印度代购”，由此卷入了生活和法律的漩涡中。
电影《我不是药神》里，一位身患白血病的老太太被警察扣押时说的一段话，直指人心：“领导，我求求你，别再查‘假药’了行吗。这药假不假，我们这些吃药的人还不知道吗？我吃了三年正版药，房子吃没了，家也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可你们非说这是‘假药’。不吃药，我们就只能等死，我不想死，我想活着。”
这部电影切入中国人病不起、死不起、因病返贫、高价药不堪重负的现实困境，很写实，“以药养医”是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一道硬坎。“天价”抗癌药，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也是导致众多患者一病致贫，为看病倾家荡产，一人生病，拖垮全家的主要原因。那么，患者就必然要为这么贵的药埋单或是在被病痛击垮前，早早被生活判下“死刑”吗？不一定。
首先，要放宽医疗服务的准入制度，用市场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去调控医疗市场，释放我国医疗服务巨大的供给潜力。很多问题都是非市场化造成的，由于非市场的政策，很多民营资本无法进入医疗领域，从而减少医疗服务的供给。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所言：“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最基本的政策着眼点就是动员更多的资源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用之所以有巨大改善的基本经验”。任何效率都是通过竞争出来的，新药专利期到期后药价会断崖式下跌，放宽市场准入制度，使得与专利药生物性、有效性一致但便宜很多的仿制药进入国内市场，药品的价格会在市场竞争中越来越低。
其次，要严加把关新药审批。同是新药审批，2004年中国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美国FDA仅受理了148种。这一数字差异，反映出两者对新药认定和新药审批权力的根本差异。而正是新药审批权力的滥用，导致为民众谋求福利的行政降价力量败给了审批力量。之所以药品价格越降，百姓购药的费用却越大，中国药品审核体系的扭曲是重要原因。尽管一些药品的价格按照国家规定降低了，但是在药品审查体制上存在着巨大漏洞。企业完全可以“老药翻新”，换一个包装，一个名称，老药眨眼间变成了新药，而获得单独定价的权力，不受降价令约束。
第三，国家还可以加强立法强制许可仿制药品。按照约定，各国可以在本国出现公共健康危机的时候，实施药品强制许可，即使是专利期内的药品，也可以进行强制仿制。在欧美市场，对于超过专利期的药品，迫于仿制药竞争压力，药厂多会主动降价，否则销量可能大幅下跌。万艾可在其他国家专利到期后，不乏降价先例。在泰国，万艾可降价约30%，澳大利亚每粒万艾可售价不到20元人民币。如影片中所描述，印度在药物方面是开放“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所以各药店有大量的价廉物美的仿制药可见。中国虽然有“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但出于种种考虑，中国并没有这么做。不仅如此，中国《专利法》颁布至今30年，未曾实施过一例“专利强制许可”。 而是很多过了专利期的药品仍然采用原研药模式来维持原价，这需要从根本上重视。通过立法强制许可仿制药品，提高创新研发能力，推动市场形成良性竞争环境，生产出高质量的创新药品和仿制药品，让百姓用得起药是当务之急。
我国在加强专利药品创新发展、加快境外新药国内上新速度、推动研发仿制药的同时，也要注重推动仿制药的质量和疗效的一致性评价。药价可在合理范围内降低，但审评的标准绝对不能降。且给国家一些时间，毕竟我们是人口第一大国，发展中国家，还面对着无止境的各类医疗药品的需求。要坚持：虽然道路艰难，但决不放弃给生命一次喘息的机会，让百姓吃药不再两难。

他们是“药贪” 敢用30元采购1元药
降低药价是每一个患者，尤其是重大疾病患者心心念念的事情。而通过医疗领域的“拍蝇打虎”，以及越来越阳光的招标采购，药品价格中的“腐败成本”正在被一点点压缩。
在现实生活中，让我们看看那些推高就医成本的“药贪”一个个落马，最终都身陷囹圄。
单价240元的碘粒子 经肿瘤科主任“过手”增至470元
长久以来，人们谈癌色变。在治疗上，只要家庭经济条件允许，患者通常愿意倾其所有与命运抗衡一把。也正因如此，癌症药品成为灰色利润颇高的领域。
近年来，碘粒子疗法作为一种放射疗法逐渐被广泛地应用于癌症临床治疗，它是一种局部植入放射粒子的近距离疗法，通过发出的低能量放射线，实现治疗的目的。
然而，正是这种新型抗癌疗法，本该为肿瘤患者带来福祉，却成了河南省某医院肿瘤科主任夏明涛眼里的“唐僧肉”：一粒出厂售价240元的碘粒子，经过夏明涛的吃回扣与加价，到了癌症患者手中竟变成了470元甚至更高。而且仅仅一次治疗过程就需要数粒甚至几十粒碘粒子，这样一来，高价的抗癌药无疑加重了患者及其家属的经济负担。
2017年12月16日，此案由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检察院出庭提起公诉，被告人夏明涛因犯受贿罪、受贿金额200余万元，被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罚金20万元。近日，由南阳市中级法院做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市场价1元的乳果糖口服液 医院采购价是30元
千万不要以为高价药品对百姓腰包的盘剥仅限于癌症等重症患者，这样的事情或许会发生在大多数普通患者身上。
6月19日出版的《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了海南省澄迈县人民医院原院长罗小敏的贪腐黑幕。
文中称，澄迈县委巡察组在一次医药购销账目比对时发现，一盒市场价为1元的乳果糖口服液，公立医院的采购价是30元，卖给患者的售价却高出市场价30倍。这样的情况在澄迈县各大公立医院比较普遍。
经调查，县人民医院大量药品采购集中于4家固定药品供应公司，正是从罗小敏担任该院院长后开始的。
原来，县人民医院每次采购药品后，药品供应公司就会按“规矩”给罗小敏送去现金，金额则是采购药品总价的5%至10%不等。罗小敏将这些“好处费”积攒下来交给朋友梁某，由梁某存入自己的银行账户，供罗小敏购买房产和车辆。由此，药价被抬高。
2017年10月，罗小敏因受贿353.7万元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耗材利润高达1000% 部分设备采购价比市价高出百万美元
除了药价，腐败成本也推高了使用医疗耗材的费用。2017年11月底，江西宜春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依法对赣南医学院原党委书记黄林邦（正厅级）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据了解，黄林邦长期在赣南医学院任职，担任主要领导后，他在医疗用品采购等关键岗位刻意安排自己的亲信，多名亲属也直接插手医疗器械、设备等医疗用品采购。
在这起腐败窝案中，一些不法商人将耗材设备等大幅加价向赣南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销售，个别耗材利润率高达1000%以上，部分设备采购价比市场均价高出上百万美元，虚高价格最终被转嫁给患者，群众利益受到严重侵害。
黄林邦案牵出多名干部涉腐落马，数百名干部、医务人员收受医药代表“回扣”。
发改委原医药价格处处长涉嫌受贿1064万元
被媒体称为“天下第一司”的发改委价格司近年来多位官员落马，其中也有人与医药改革、药品价格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2014年9月，时任发改委价格司司长的刘振秋被带走调查，同时被带走的还有两位副司长周望军和李才华。据公开简历显示，刘振秋曾分管医药、电力价格管理工作，参与医药等一系列重大价格改革工作，曾任职国务院医改办副主任。
而在此之前，发改委价格司原司长曹长庆、副巡视员郭剑英相继被查，郭剑英此前曾担任发改委价格司医药价格处处长。

在整个新医改的过程中，药品价格问题始终是争论的焦点。郭剑英在国家发改委价格司长期担任医药价格部门负责人，对药品价格所面临的问题也多次做出回应。2007年，他在行业论坛上表示，我国部分药品价格尽管存在虚高的问题，但总体水平并不高。中国药品价格水平不到发达国家的50%，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80%左右。
天价芦笋片曝光后，药品定价问题被推上风口浪尖。不过，郭剑英在2010年接受媒体采访时仍然坚持了此前的判断，称我国药价的整体水平并不高，“最高限价调整次数多，价格空间小，有些已经没有任何空间。”
据媒体报道，为了部门权力和他们个人的利益，刘振秋、郭剑英们于2006年强制推行顺价加价15%的政策，让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价越低、损失越大，低价中标的药品成为无人问津的死标，逼迫药品生产企业再也不敢低价投标了，倒逼药厂不得不找价格司寻求高定价。
2016年5月，郭剑英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起公诉。据了解，郭剑英对涉嫌受贿1064万元的指控并无异议。截至受审之日，郭剑英的家属已经全部退赃。
郑筱萸贪腐余毒“遗祸”药品审批
曾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司长的曹文庄称呼时任国家药品监督局原局长郑筱萸夫妻为“干爸干妈”。事实上，他们所谓的“情同父子”不过是一种另类的利益结盟形式。正是郑筱萸的纵容，才使得曹文庄敢于在审批药物权方面寻租，致使个别假药获得批准文号。
2007年7月6日，因犯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曹被判死缓，后上诉，北京市高院终审裁定驳回。
干爹干儿子之间关系不纯，亲爹亲儿子间更少不了利益纠葛。在郑筱萸一案中，其妻儿均涉案。这个腐败家族在药品、医疗器械行业通吃。郑筱萸之子郑海榕通过幕后操纵几家皮包公司，依靠买卖批文交易等来获利。郑筱萸则利用手中权力，为儿子大开绿灯。涉案企业的行贿，大多都是直接与郑筱萸的妻儿发生交易。

2007年7月10日，郑筱萸因犯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执行死刑。
然而，在这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的医药审批一直谨慎行事，压量、拖期、能不批就不批。结果十年后，忽然到来的医药风口让中国的监管部门措手不及。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2015年，中国负责药品审评的官员一共只有一百多人，需要面对一万多件新药、仿制药、医疗器械和进口药物的临床和上市申请，以及数千件补充申请和备案。
好消息是，我国药品注册申请的积压项目，终于从2015年高峰时的近22000件，降到了2016年底的8863件，并在之后的一年中继续下降。
遏制腐败成本是更现实的选择
从国内目前生产的仿制药来看，因为审评制度和标准上的缺失，中国近年多次抽查市面上合格的国产仿制药，与原研药进行“体外溶出曲线“的对比，发现几乎所有的国产仿制药都和原研药相去甚远，疗效可疑。
若选择高价正版药是不得已的最优解，如何降低其价格就成为根本问题。人们欣喜的看到，国家药品价格谈判正逐渐发挥出它的作用，截至去年，累计谈判成功药物共有39种，基本上降价幅度都在打五折以上，不过相比新药研发，这样的谈判时间还是显得漫长了很多。
今年5月1日起，进口抗癌药实现零关税。随着抗癌药新规逐步落地，各有关部门正积极落实抗癌药降税的后续措施，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另一个好消息是，包括格列卫在内的一批抗癌药物已经陆续进入多个省市医保目录。2017年，赫赛汀、美罗华、万珂等15个疗效确切但价格较为昂贵的癌症治疗药品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最新的报道是，据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透露，下一步将开展专项招标采购，在充分考虑降税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价格下降。抗癌药零关税、纳入医保，通过阳光采购遏制药价中的“腐败成本”……这一系列的动作，必然会给广大患者带来更现实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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