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行通存通兑余建平:贾谊奏议的文本形态与文献意义——兼论《新书》《汉书·贾谊传》与《贾谊集》的材料来源-儒藏

余建平:贾谊奏议的文本形态与文献意义——兼论《新书》《汉书·贾谊传》与《贾谊集》的材料来源-儒藏

关于贾谊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一个热点问题,是关于贾谊《新书》的真伪。自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提出贾谊《新书》为伪书后,其真伪之辩一直是贾谊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考证了《新书》版本之源流,又取《新书》与《汉书》对照,明确证明《新书》非伪书。王洲明取今本《新书》与《意林》《群书治要》《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相对照,证明南朝梁代和唐代类书所引之《新书》与今本《新书》基本相同。他又取《汉书》应劭、文颖、如淳等人之注与今本《新书》相比较,证明东汉及曹魏时人所引之贾谊著作与今本《新书》已基本一致。经过余嘉锡、王洲明等诸位先生的考证,今本《新书》传承有序,虽有后人加工整理之处,但其整体内容和结构仍为汉时之旧应是无疑的。但自南宋王应麟的《玉海》开始,形成另一种观点,即《汉书·贾谊传》之贾谊奏议来自《新书》。王应麟《玉海》曰:“班固赞谊云,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即《新书》也。”这一说法被余嘉锡继承,其《四库提要辨证》曰:“故凡载于《汉书》者,乃从五十八篇之中,撷其精华,宜其文如万选青钱。”(《四库提要辨证》,第542页)这几成定论。本文通过对汉代的上书流程和贾谊奏议文本来源的考察,对这一成说提出质疑。笔者认为,贾谊上书所留下的奏议草稿应是《新书》的重要文献来源,而其上奏到中央保留下来的文书档案,则是《汉书·贾谊传》所载贾谊奏议的重要文献来源。辨析清楚二者文献的不同来源,对我们认识汉代子书的形成和史书的编撰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贾谊奏议草稿与《新书》的成书
上书制度是文书制度的一种,它的建立是中国古代政治得以良好运行的保障。中国古代的上书制度大致经历了一个由纷杂、混沌走向有序、完善的过程。先秦上书言事并无专称,或称谏,或称书,或直称曰,或形于文字,或口述陈言,专门的文书制度并未明确建立。至秦始将群臣吏民之上书统称为“奏”,汉又分立四品,定为章、表、奏、议四种。从先秦至秦汉,文书制度逐渐完善、精细化,如掌管文书职官的设置,文书保密制度的制定,邮传设施的广泛设置等。可以说,章、表、奏、议的形成及其相应文书制度的建立,是先秦封建制度向秦汉集权制度过渡的缩影之一。
汉代上书,要经过一定的流程,一封奏书传递给皇帝,必须经历一定的程序。首先是书写过程。上书者一般要先打好奏书的草稿,这可以由上书者本人书写,也可以请他们的幕僚或属吏代写。草稿拟好后,需调整修改至定稿。定稿是上书的一个重要环节,文书草创时,字体多潦草,留有空白、涂抹、增补之处,向朝廷呈报的文书是绝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的,因此必须要有一个定稿的过程,《汉书·朱云传》曰:“云上书自讼,(陈)咸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陈咸帮助朱云修改更定奏议草稿即为定稿的明证。修改更定过的奏议草稿,必须工整誊写好才能上传。誊写者可以是上书者本人,也可是其下属吏民。因汉代奏事有保密性的要求,有时誊抄的书吏会将奏议内容泄露出去,这时上书者有可能会遭到弹劾。奏议在誊抄之后,则开始其文书传递过程。丞相作为百官之首,先汇集公卿上书,再传送给御史大夫,由御史大夫呈送给皇帝。而随着尚书权力的扩大,他们也能接受大臣吏民上书之事。普通吏民也可以通过公车上书。文书经御史大夫或尚书传递至皇帝处,则开始奏议的批阅流程。皇帝处理奏议大约有三种方式:一是制曰可;二是制曰可,再添加皇帝个人意见;三是寝奏。皇帝“制曰可”的奏议是皇帝诏书的重要文献来源。
在上书的所有流程中,上书者留下的草稿最为重要胡世忠。这些奏书草稿可能是汉代部分子书的重要文献来源,而上传到中央的奏书定稿则是汉代史书的重要文献来源,二者之间的文本差别由草本与正本的差异而体现。王充《论衡·对作》曰:
上书奏记,陈列便宜,皆欲辅政。今作书者,犹上书奏记,说发胸臆,文成手中,其实一也。夫上书谓之奏,奏记转易其名谓之书。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酒縻五谷,生起盗贼,沉湎饮酒,盗贼不绝,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书者,上书奏记之文也。
王充认为奏记转变一下题名即可称为书。他以建初孟年所上郡守的奏书为例,说明如果奏书不被纳用,即可在奏书草稿上加上题目,转变为私人性质的子书,《备乏》《禁酒》二篇即由此过程而来。王充这段话正提醒我们,上书奏记所留下的草稿正是汉人子书的重要文献来源。
上书者一般都留有草稿,两《汉书》中常有提及。《汉书·董仲舒传》:“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8册,第2524页)《汉书·孔光传》:“时有所言血浆鸭,辄削草稿,以为章主之过,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汉书》卷八一《孔光传》,第10册,第3354页)不仅《汉书》常提到上书留有草稿之事,出土文献亦可证明,如《居延新简》“令史谭奏草。”《居延新简》“告主管掾更定此草,急言府……”(《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第34页)最近海昏侯墓出土的刘贺及其妻子分别给皇帝及皇后的奏书就是上书者留有稿本的明证。
据《汉书·贾谊传》,贾谊多次给汉文帝上过奏书。依照上书的基本流程,贾谊留有奏书的稿本是自然之事,而这些奏书草稿应该是贾谊《新书》重要的文本来源。《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有“贾谊五十八篇”(《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6册,第1726页)。《汉书·贾谊传》:“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汉书》卷四八《贾谊传》,第8册,第2265页)《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又有“贾谊赋七篇”(《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6册,第1747页)。由此可知,贾谊儒家类著述有五十八篇,赋有七篇,两者是分开的,而这五十八篇很可能就是《新书》。
梳理有关《新书》的记载,刘向《别录》曰:“传本七十二篇,臣向删定为五十八篇。”又《汉书·贾谊传赞》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汉书》卷四八《贾谊传》,第8册,第2265页)此段刘向对贾谊的评价,其文风与《孙卿叙录》相似,很可能是出自《别录》。刘向校书,一般称其所校定之书为某某新书,如《孙卿新书》《列子新书》等。刘向所见之贾谊传本共有七十二篇,经过他的校定后孙一萌,定为五十八篇,并将其命名为《贾谊新书》。一般情况下,刘向所校定之书在后世流传过程中,“新书”二字会被人省略,而直称某子,如《孙卿子》《管子》《鬻子》《列子》之类。贾谊之书的情况较为特殊,刘勰所在之南朝梁已将其称为《新书》,而在《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中还是称《贾子》,如《隋书·经籍志》:“《贾子》十卷。”《旧唐书·经籍志》则云九卷,其称《贾子》则同,但是到《新唐书·艺文志》又被径称为贾谊《新书》。古书无标点,大概以为“贾谊”二字为作者,所以直称为《新书》,这可能是贾谊《新书》之名的直接来源。综上可知,《新书》其实就是经过刘向整理过的五十八篇,《汉书·艺文志》承刘歆之《七略》,而《七略》又承刘向《别录》而来,因此《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贾谊五十八篇”与刘向《别录》记载的“臣向删定为五十八篇”,其实都是指贾谊的《新书》。
刘向既然称所校定之贾谊书为“新书”,说明贾谊之书在刘向之前有旧的传本,所以刘向曰:“传本七十二篇,臣向删定为五十八篇。”根据刘向校书的原则,这七十二篇应是收集当时的中书、外书而成,七十二篇中必然多有复重者,刘向在校书时将复重者去除,定为五十八篇。七十二篇贾谊论著从何而来?根据汉代的文书保密制度,中央秘府之奏议档案外人是不能轻易得见的,所以《汉书·师丹传》称“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传写,流闻四方”(《汉书》卷八六《师丹传》,第11册,第3506—3507页)。那么贾谊所留之奏议草稿及其儒家类论著,很可能就是这七十二篇贾谊著作的重要文本来源。汉代人家中一般藏有他们的平生论著,《后汉书·朱穆传》曰:“(穆)所著论、策、奏、教、书、诗、记、嘲,凡二十篇。”李贤注引《袁山松书》曰: “穆著论甚美,蔡邕尝至其家自写之。”像孔光这样在上书之后就削掉草稿的毕竟是少数。《新书》中又有“怀王问于贾君之语”,那么或可推定,刘向校订前之《新书》很可能是贾谊后学依据贾谊所留之奏议草稿及其儒家类著作而编定的,后又经刘向之整理才确立今日所见《新书》之基本内容。

《陈政事疏》与《汉书·贾谊传》的文本成篇
对比《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汉书·贾谊传》,两者的文本关系非常清楚。跨行通存通兑《汉书·贾谊传》由两部分文献构成,一部分几乎完全取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另一部分则是贾谊的奏议。《新书》与《汉书·贾谊传》中贾谊奏议之间的文本关系则较为复杂。班固曰:“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汉书》卷四八《贾谊传》,第8册,第2265页)这说明班固对贾谊的奏议肯定是有所删削的。但对比《新书》与《汉书·贾谊传》,两者的文本关系并不是删削这么简单。更可能的情况是,《汉书·贾谊传》所录之贾谊奏议,应是来自中央档案所保存之贾谊奏议定稿,而非取自《新书》,证据有三:
(一)《汉书·贾谊传》之《陈政事疏》的某些段落不见于《新书》。如《汉书·贾谊传》有“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一段文字,本是《陈政事疏》中之一段,该段文字与《大戴礼记·礼察篇》大同小异,却不见于《新书》。观《礼察篇》之文,多有劝谏君王之语,实是贾谊所上之奏议。今本《新书》两篇有目无书,分别是《问孝》和《礼容语上》。《礼察篇》内容与孝无关,因此不可能是《问孝》。因此多有研究贾谊者认为《礼察篇》是所缺之《礼容语上》,但细考《新书·礼容语下》之记载,可知“语”作为一种特殊的体裁,自先秦以来都是以记言为主。《礼容语下》体例类似《国语》,主要引自先秦之语书。那么据此可以推断,《礼察篇》其实是一篇《新书》未收录的贾谊奏议,而班固将之编进《贾谊传》,应别有来源,很可能班固所见到的贾谊奏议是中央秘府所保留的文书档案而非《新书》。《后汉书·儒林列传》载: “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三倍于前。”(《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第9册,第2548页)可见,东汉之初,长安虽屡经战乱,但还是保留了大量的典策文章,这些典籍和文书档案是班固入兰台校书之后编写《汉书》的重要文献资源。从这个角度来看,班固是完全可能接触到贾谊上奏到中央而保存下来的奏议的。
(二)《汉书·贾谊传》所载之奏议与《新书》的章句顺序不一致。如下表:
通过将《汉书·贾谊传》之《陈政事疏》此段与《新书·时变》相对比(见表一),两者虽然内容大体相同,但是段落的顺序却并不一致。《汉书》中以“商君遗礼义”开头,后得到“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的结论;但是在《新书》中首先就是“秦国失理,天下大败”,中间省略号是穿插了另一段文字,再过渡到“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最后以“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不知守成之数,得之之术也,悲夫”作结。两者个别文字也存在差异,如
《汉书》用“商君遗礼义”,而《新书》却是用“商君违礼义”。这固然有乱简或班固改动的可能性,但是《汉书·贾谊传》与《新书》间的这种文本错杂性并不是只有这一特例,而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如《贾谊传》与《新书·俗激》,两者文本的错乱性更为明显。
《汉书·贾谊传》中《陈政事疏》此段与《新书·俗激》相比较(见上页表二),两者的文本关系更为复杂,《汉书》中以“今世以侈靡相竞”开头的一段位于《新书·俗激》的第二段中下位置,而《汉书》中以“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开头的段落又位于《新书·俗激》第一段开头处,最特别的是《汉书》以“夫移风易俗”开头的一小段,分别位于《新书·俗激》第三段末及第一段末。《汉书·贾谊传》与《新书》这种文本错位的现象还有不少例子,此处不再赘举。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汉书·贾谊传》和《新书》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错简,但错简不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两者文本的多处错乱不是简单用错简可以解释的。二是班固根据《新书》删改调整了其中的章句段落,使《陈政事疏》与《新书》出现文本错位。班固对贾谊的奏议有过删改是没有疑问的,如《陈政事疏》所云“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大息者六”(《汉书》卷四八《贾谊传》杨思惠,第8册,第2230页),但其正文“长太息者”并不足六,显然是班固没有完整收录。对比《汉书·贾谊传》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可知班固《汉书·贾谊传》的突出特点,是保留了大量的贾谊奏议,这种旨在为贾谊保留重要文书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如果是为了保留文献,删削则可以理解。但调整奏议文本的段落,甚至调整个别无关重要的句子,改变其文义,则不好理解。那么第三种解释是,班固所看到的贾谊奏议与《新书》中的贾谊奏议有不同的文献来源:一份为中央保留的文书档案,而另一份则是贾谊所留之草稿。
《论语·宪问》曰:“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论语》此段描述的是春秋时期郑国外交文书的起草、讨论、修饰和润色过程。从这一过程我们可以获知,文书一般要经历一番修改、调整才能最终定稿,这也是适用于汉人起草奏议的。从出土的简牍文书也可以看出,文书草稿多潦草,蔡紫芬有空白、涂抹和增补之处(《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09)》,第269—272页)。草稿与定稿的文本实际上有比较大的区别,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造成了两者文本的差异性。
(三)班固《汉书·贾谊传》有对奏议的背景介绍而《新书》则无。《汉书·贾谊传》在贾谊奏议之前,都有时代背景的简单介绍,这是史书存录奏议的通常做法,如《陈政事疏》前有“是时残虐你娱乐我,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拟广发聚瑞,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汉书》卷四八《贾谊传》,第8册,第2230页)。《上疏请封建子弟》有“居数年,梁王胜死,亡子。谊复上疏”(《汉书》卷四八《贾谊传》,第8册,第2260页)。《上疏谏王淮南诸子》有文帝“封淮南厉王四子皆为列侯。谊知上必将复王之也,上疏谏”(《汉书》卷四八《贾谊传》,第8册,第2263页),而《新书》则完全没有此类背景介绍。可以推测,《汉书·贾谊传》的奏议背景介绍是不可能通过《新书》获知的。班固在创作《汉书》之时,之所以能将这些奏议叙述得如此详细有序,并将奏议产生的时代背景交代清楚,此中定有保管文书档案的官吏编辑保存之功劳。这些保存文书档案的官吏,可能在每篇奏议之前都附有相关时事背景的介绍。虽然汉代文书档案之原貌已不可考见,但是依据一些细微史料,还是可以间接推测文书保存的大概情况。20世纪以来出土的大量汉代简牍,就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文书的保存信息。
汉代简牍中有一种文书叫楬。《周礼·秋官司寇·职金》曰:“辨其物之媺恶与其数量,楬而玺之。”郑玄注曰:“楬而玺之者,楬书其数量以著其物也。玺者,印也。既楬书揃其数量,又以印封之。今时之书有所表识,谓之楬橥。”楬犹如标签,主要用于说明物品或文书的内容,如《居延新简》:“建昭五年十月尽六年。”其反面EPT51·418B:“九月刺史奏事簿录。”(《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第87页)这支楬提示和其编在一起的简牍是刺史奏事的簿录。《居延新简》EPT56·77A:“阳朔五年正月尽十二月,府移丞相御史刺史条。”(《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第136页)这支楬说明这是一些刺史移送给丞相御史的条奏。这些简牍都是出自汉代偏远的边疆地区叶世荣冥婚,那里的文书保存制度肯定没有中央文书档案那般严格规范。见微知著,居延出土的这些简牍提醒我们,汉代存在着一套完善的文书保存机制。那时必然有专门的官吏,按年、月、日对所需保存的文书进行编辑整理,再制作标签大概说明所保存的文书内容。因此,文书管理官吏对贾谊等人的奏议做一些类似于楬一样的说明也是可以理解的。传世文献中也可见一些佐证,如蔡邕的《难夏育上言鲜卑仍犯诸郡》:
熹平六年秋,护乌桓校尉育上言,鲜卑仍犯诸郡,自春已来三十余发,请征幽州诸郡兵出塞击之,一冬春足以扫灭。时故护羌校尉田晏以他论刑,被原,私留京师,用尚书行贿,通谋中常侍王甫求为将,甫建议当出师与育并力。诏书遂用为将,破鲜卑中郎将,使凶奴中郎将南单于以下,与育、晏三道并出,时朝廷大臣多以为不便,召公卿百官会议,议郎蔡邕以为:“《书》戒猾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猃狁,威蛮荆……”
蔡邕的难文将“议郎蔡邕以为”作为奏书开始的提示语,而在提示语之前有对时事背景作详细的介绍。此段与史书的叙述方式非常相似,以其文之叙述语气推测,这篇奏书不可能是蔡邕自己记述的。又《答诏问灾异八事》: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诏书尺一。召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议郎张华、蔡邕,太史令单飏,诣金商门,引入崇德殿署门内,南辟帷中为都座,漏未尽三刻,中常侍育阳侯曹节、冠军侯王甫,从东省出就都座东面。十门刘宠、庞训北面,赐南面,日、华、邕、飏西面,受诏书各一通,尺一木板草书。两常侍又谕旨,朝廷以灾异忧惧,特旨密问政事所变改施行,务令分明。赐等称臣,再拜受诏书,起就坐,五人各一处,给财用笔砚为对。臣邕言:“今月十日,诏,召金商门,问臣邕灾异之意,臣学识浅薄,心虑愚暗,不足以答圣问……”(《蔡中郎集》卷六)
《答诏问灾异八事》详细地描述了蔡邕这一篇奏议的时间、地点、人员、坐向。观其内容,不可能是蔡邕本人记述的,最可能的情况是,朝廷的记事之官将当时的情景完整记录了下来,而后又被人原封不动地编进了《蔡中郎集》。我们可以从中推知,文书在被保存之前,会有文书保管官吏做简单的记录,以方便必要时的查阅。贾谊的奏议在上传到中央之后,必然也要经历这一流程。那么班固对贾谊奏议时代背景的叙述就可以理解了。
由以上三点可以推测,《新书》与《汉书·贾谊传》中之贾谊奏议应有不同的文献来源,前者来自贾谊所留之奏议草稿,后者应来自中央所保存之文书档案。

《上都输疏》与《贾谊集》的文本成篇
关于贾谊的著述,自《汉书·艺文志》起,主要的目录书均有记载。《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贾谊五十八篇。”(《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3册,第1726页)诗赋略:“贾谊赋七篇。”(《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3册,第1747页)《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贾子》十卷。”注曰:“录一卷,汉梁太傅贾谊撰。”(《隋书》卷三四《经籍志》,第4册,第997页)集部别集《汉淮南王集》下注曰:
“梁有《贾谊集》四卷。”(《隋书》卷三五《经籍志》,第4册,第1056页)《旧唐书·经籍志》丙部子录儒家类:“《贾子》九卷。”(《旧唐书》卷四七《经籍志》,第6册,第2024页)丁部集录别集类:“前汉《贾谊集》二卷。”(《旧唐书》卷四七《经籍志》,第6册,第2053页)《新唐书·艺文志》丙部子录儒家类:“贾谊《新书》十卷。”(《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第5册,第1510页)丁部集录别集类:“《贾谊集》二卷。”(《新唐书》卷六○《艺文志》,第5册,第1576页)《宋史·艺文志》子部儒家类:“贾谊《新书》十卷。”《崇文总目》儒家类:“《贾子》十、九卷,原释汉贾谊传,本七十二篇,刘向删定为五十八篇。隋、唐皆九卷,今别本或为十卷。”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子部儒家类:“《新书》十卷,右汉贾谊撰。”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贾子》十一卷泡妞作弊器。汉长沙王太傅洛阳贾谊撰《汉志》五十八篇。今书首载《过秦论》,末为《吊湘赋》,余皆录《汉书》语,且略节谊本传于第十一卷中。其非《汉书》所有者,辄浅薄不足观,决非谊本书也。”(《直斋书录解题》卷九,第262页)
综合以上材料,可知《新书》与贾谊的诗赋自汉代开始,分别以儒家和诗赋两类流传。贾谊的别集在南朝梁代有《贾谊集》四卷,录一卷,而到唐代只剩下两卷,至宋代诸家书目已无载,只剩下《新书》单传。同时,也是从宋代开始,出现了将《新书》与贾谊的诗赋混杂一起编集的情况。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首载《过秦论》,末为《吊湘赋》,余皆录《汉书》语,且略节谊本传于第十一卷中”的《贾子》,就是这个情况。据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考证:“盖南宋时《新书》自有三本:一则合《过秦》中、下二篇为一,而以《汉书》本传为第五十八,王应麟所见及建本是也;一则《过秦》分上、中、下仍为五十八篇,虽附本传而不入篇数,谭本是也;一则首《过秦》,末《吊湘赋》,以本传为卷十一,陈振孙所见本是也。三本之中,惟陈本今不传。”(《四库提要辨证》,第540页)陈振孙所见之末为《吊湘赋》的版本,大概是最早将贾谊之赋编入《新书》中的。南宋时期,刻书业发达,书商为获取利润,取《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汉书·贾谊传》之贾谊著述合为一书也是可能的。陈振孙所见之版本不知何故并没有流传下来,《贾谊集》在唐代之后也久已失传。自明代中后叶开始,兴起一股编纂汉魏晋名家集子的风气,其中著名者有张燮的《七十二家集》和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他们泛览文史,旁观百家,编成汇集多位汉魏晋名家的文集丛书。张燮《七十二家集》颇具开创之功,但因偶尔粗疏之缘故,造成贾谊集文本之错误,而这种文本错误又被《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继承,流传至今,造成我们对贾谊奏议的错误认识,如《七十二家集·贾长沙集》的《上都输疏》。
明人张燮编的《七十二家集·贾长沙集》是流传下来的最早的贾谊集著本,其中有《上都输疏》一文。张燮在《七十二家集·凡例》中对录取的标准说得甚为明白:“一集中所载皆诗赋文章,若经翼史裁子书稗说听其别为单行,不敢混收。盖四部元自分途,不宜以经、史、子而入集也,如贾之《新书》,董之《繁露》……俱置不录,录其似集中体者。”《贾长沙集引》亦曰: “贾集久无单行,《新书》割裂封事,画陇分阡,他如封建、铸钱诸疏,薄有增益,别标名目,自属子部,今俱不采。”(《七十二家集》,第37页)张燮的文本采录原则是很明确的,《七十二家集》以诗赋文章为主,至于经、史、子部书籍皆不采,因此《贾长沙集》所录之贾谊奏议不以《新书》为准。《贾长沙集》中贾谊奏议有《论时政疏》《论积贮疏》《上都输疏》《谏铸钱疏》《请封建子弟疏》《谏立淮南诸子疏》六篇,除《上都输疏》外,余者皆可见于《汉书》。为了分析便利,将《上都输疏》文本录于下方:
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道为奉地,镪道数千,不轻致输,郡或乃越诸侯,而远调均发征至无状也。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者不苦其繇,繇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数十钱之费,不轻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七十二家集》,第55页)
《贾长沙集·上都输疏》与唐代杜佑《通典·食货·漕运》引用之文本完全一样。《漕运》文本如下:
孝文时,贾谊上疏曰:“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道为奉地奇幻潮粤语,镪道数千,不轻致输,郡或乃越诸侯而远调均发征,至无状也。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者不苦其繇,繇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数十钱之费,不轻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帝不能用。
再看宋代《册府元龟》所录的《上都输疏》:
孝文帝时,贾谊上疏曰:“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道为奉地,镪道数千,不轻致输,郡或乃越诸侯而远调发征,至无状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其远者不出五百里而至;公侯地方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出五十里而至。输者不苦其繇,繇者使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数十钱之费,不轻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帝不能用。
《册府元龟》与《七十二家集》的《上都输疏》相比,“远调”后缺“均”字,“天子”后缺“之”字,而“公侯地”后之“方”、“繇者使不伤其费”中之“使”为增加之字,“远者不出五十里而至”中之“出”为相异之字。通过上面的文本对比可知,张燮《贾长沙集》的《上都输疏》很可能采自杜佑的《通典》而不是《册府元龟》,而《通典》的这段文本另有文献来源。再如:
由以上表三文本对照可以看出,杜佑《通典·食货·漕运》的这段文字与《新书》中《壹通》《属远》两篇的文本大致相同,而《新书》的文本更为详细、通畅。在此,或可做一个大胆的推测,杜佑《通典》中的文本其实就是节略《新书·壹通》和《新书·属远》二篇而来。我们知道唐代人编撰类书,多割裂文体,如《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之类,所引诗文多经一番剪裁,这是唐人的通行做法。另外一方面,从避讳字也可看出明显的痕迹,《新书》文本末句“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此用“民”字,而《通典》所引文本作“人”字,这可能是杜佑在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杜佑编撰《通典》时,在这段文字前加上“孝文时,贾谊上疏曰”数字。明代张燮编《贾长沙集》时,明确提到他除引《汉书》外,也杂引他书。张燮《贾长沙集引》曰:“采其骚赋及疏牍散见传志或他书者,为《长沙集》。”(《七十二家集》,第37页)张燮或许在查看《通典》时,误以为此篇也是贾谊的奏疏亚联公务机,便以“上都输疏”为标题。贾谊的《上都输疏》就这样被制造出来。其后明人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仍沿用《七十二家集》之体例和文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贾谊集》亦沿用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之《贾谊集》文本。《上都输疏》似乎已成为贾谊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当我们追溯它的文本来源时,这种表象是相当脆弱的。

结语
贾谊的奏议在《新书》《汉书·贾谊传》和《贾谊集》呈现出丰富的文本复杂性。《新书》与《汉书·贾谊传》的奏议同中有异,两者各有文献来源。《汉书·贾谊传》中的贾谊奏议是《贾谊集》中奏疏的重要文献来源,但《新书》中的某些篇章经一番剪裁后也会被编入《贾谊集》二位由木人。在以贾谊奏议为中心的考察中,我们会发现汉代子、史、集部的文本并不是那么界线分明,三者之间互有不同,但又有紧密的联系。贾谊的奏议并不是个别现象,据《汉书·艺文志》,“儒家”有“《陆贾》二十三篇”“《刘敬》三篇”“《贾山》八篇”“《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兒宽》九篇”“《公孙弘》十篇”“《终军》八篇”“《吾丘寿王》六篇”(《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3册,第1726—1727页)。“法家”有“《晁错》三十一篇”(《汉书》卷三○《艺文志》,第3册,第1735页)。“纵横家”有“《主父偃》二十八篇”“《徐乐》一篇”“《庄安》一篇”(《汉书》卷三○《艺文志》,第3册,第1739页)。可见汉人著述其实相当丰富。《新语》保存了陆贾的部分论著,贾山、公孙弘、晁错、徐乐、严安等人的著述,少量保存在《汉书》中。从保存下来的篇章看,《汉书·艺文志》记载的汉人文章,大部分是向皇帝进言的奏议。可惜的是,其中大多数早已湮没在历史中。贾谊的奏议则较为特殊,在《新书》《汉书·贾谊传》和《贾谊集》中均保存得较为完整。他的奏议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微小的窗口,能让我们看见,汉人的奏议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进入到子部、史部和集部书籍中的。这对于我们理解汉代史书的书写、子书的文献来源和汉人别集的形成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另一方面,贾谊奏议文本的复杂性,也提醒我们思考文献来源这一方法的重要性。章学诚《校雠通义》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其实应该反过来理解,只有考镜源流,才能辨章学术。以贾谊奏议为例,在考察《新书》的文献来源时,我们会发现汉代存在着一个由奏议稿本和定本组成的文本系统。稿本较草率、粗略,有诸多修改、涂抹的痕迹,一般留于家中或流传于民间,是汉人子书的重要文献来源。定本经稿本修改而成,较正式、整洁,一般保存在中央文书档案中,是汉人撰写史书所参考的重要文书档案。在考察《贾谊集》中贾谊奏议的文献来源时,会发现后人基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对贾谊奏议的剪裁,使其呈现出新的文本形态。贾谊的奏议在《新书》《汉书·贾谊传》和《贾谊集》中呈现出的文本复杂性不仅仅是个案,史、子、集部书籍中可能存在着大量的文本交叉性。只有考镜源流,对文本作细致的分析,才能慢慢探清这片丰富、复杂的文本世界。
作者|余建平
来源丨《文学遗产》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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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dmin 2015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