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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从伊朗来:大月氏人最早将佛教传入中国
金人入梦,白马驮经,通常我们会说,这是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开端。但我们怎么能忽略丝绸之路上那些东伊朗人的身影呢?宗教、文化和艺术的传播与交融,永远是一个迷人的话题。
张骞通西域之后,丝绸之路不仅成为东西方物质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而且也是一条重要的精神文明的传播渠道。佛教、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祆教)、摩尼教(明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伊斯兰教皆是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因此,丝绸之路在宗教学界也被称为“信仰之路”。这些宗教的东传皆与奔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伊朗人息息相关,其中佛教的东传与东伊朗人密不可分。
■巴克特利亚,一个由希腊人统治东伊朗人的小王朝,我国史籍称之为“大夏”
东伊朗人指生活在祁连山以西至里海北岸乌拉尔河的广大中亚地区,语言为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的塞族人(Sakā),他们建立的国家有大宛、康居、奄蔡、大月氏、帕提亚、巴克特利亚等。其中,中亚南部即帕米尔高原以西到里海东岸、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因长期属于伊朗的势力范围,并且生活于此的民族(早期的帕提亚、巴克特利亚,后来的塔吉克、普什图)在民族和文化上与伊朗不仅同源而且同流,因此该地区被称为东伊朗地区。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人大规模进入中亚地区,中亚地区的民族开始突厥化,经过若干世纪的漫长演变,中亚地区最终成为突厥民族的大本营,但塔吉克人和普什图人这两大操东伊朗语的民族始终未被突厥化。
在古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前330年)统治时期,东伊朗地区皆隶属于庞大的波斯帝国。后来,它随同整个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征服,处在希腊人建立的塞琉古王朝(公元前305-前164年)的统治之下。公元前3世纪中期,东伊朗地区两大行省巴克特利亚(Bactria覃彪喜,大致区域为今天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和帕提亚(Parthia,大致区域为今天的伊朗霍拉桑省北部和土库曼斯坦)相继宣布独立。帕提亚首领阿息克建立了伊朗人自己的王朝即安息王朝(公元前247-224年)。位于帕提亚之东的巴克特利亚虽然宣布独立,但统治者仍为希腊人。安息王朝与巴克特利亚之间虽也有多次战争,但因安息王朝的主要用兵目标是收复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并在西部与罗马军队抗衡,因此巴克特利亚这个希腊人统治东伊朗人的小王朝从公元前250年一直存活至公元前50年,我国史籍称之为“大夏”。
■印度孔雀王朝时期砭石疗法,佛教传入巴克特利亚,后大月氏人进入该地区,佛教鼎盛
巴克特利亚人信奉琐罗亚斯德教,但因统治者为希腊人,因此该地区也建有希腊神庙,宗教信仰较为宽松自由。这时,巴克特利亚的东邻是印度著名的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1-前187年),该王朝最伟大的君主阿育王在公元前260年立佛教为国教,佛教因此在印度迅速繁荣昌盛并传入巴克特利亚。大约因佛教教义契合了长期处于希腊异族统治下的巴克特利亚人的心理需求,巴克特利亚人改信佛教者众多。佛教的盛行还波及到希腊统治者,著名国王弥兰陀(Millinda,约公元前180-前130年在位)皈依佛教,他与高僧那先讨论佛理的语录被编辑成《弥兰陀王问经》(又称《那先比丘经》),成为小乘佛教的经典。
公元前1世纪中期,大月氏人在为汉所败而西迁的匈奴人挤压下,南下攻取巴克特利亚,彻底结束了希腊人的统治。大月氏人共分五部,其中一部名为贵霜(Kushan)。公元1世纪中叶,贵霜王丘就却(KujulaKadphises)击败其他四部,建立贵霜王朝(50-220年)。贵霜王朝在第三位国王迦腻色伽(约120-144年在位)统治时期达到鼎盛,领土辽阔,包括东伊朗大部分地区和印度西北地区,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帝国。
大月氏人原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牛文荣,进入巴克特利亚后逐渐改信了佛教。迦腻色伽原本也是一位琐罗亚斯德教教徒,后皈依佛门,大兴佛教,在他统治时期,贵霜帝国成为佛教的中心,佛教影响达至安息东部地区,并波及安息王室。迦腻色伽还在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召开了佛教历史上著名的第四次大结集,对佛教教义进行修订,由此形成大乘佛教。
■贵霜王朝时期,犍陀罗佛像艺术诞生朽木充栋梁,这正是佛教思想与希腊艺术在巴克特利亚地区的结合
贵霜时期的另一重大佛教事件,是产生了艺术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堪称瑰宝的佛像艺术。在印度早期的佛教艺术中,并没有佛陀释迦牟尼的形象,因为早期佛教思想认为,佛陀具有神圣性,不能表现其具体的相貌,一般以象征的手法在纪念佛陀的地方雕刻法轮、菩提树,或佛陀的脚印等。由于贵霜帝国的中心区域巴克特利亚曾长期受希腊人统治,希腊的艺术精神在该地区影响深厚,佛教思想与用人体来表现神的希腊艺术精神在该地区结合,诞生出了影响深远的佛像艺术。由于该艺术在巴克特利亚的犍陀罗一带(Gandhara,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到阿富汗的喀布尔之间)尤为兴盛,因此这种带有显著希腊艺术风格的佛像艺术又被称为犍陀罗艺术。这其中伊朗文化的影响,我们可以用西方学者马里奥·布塞格里(MarioBussagli)的一句话来概括:“犍陀罗——伊朗文化的灵感。”(《中亚绘画》)日本学者村田靖子也认为,之所以会产生犍陀罗艺术,“这是因贵霜人的佛教——也可叫作伊朗佛教——改革所导致的结果。”(《佛像的系谱——从犍陀罗到日本》)
犍陀罗地区在贵霜帝国分裂瓦解之后,被伊朗萨珊王朝(224-651年)再次纳入伊朗的版图。该地区雕刻佛像的艺术传统并没有因萨珊王朝大兴琐罗亚斯德教而受到影响,而是一直延续到7世纪后期禁止偶像崇拜的伊斯兰教进入该地区,才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时期的佛像艺术被称为后犍陀罗艺术倾城锋芒,其中最著名的佛像是大约雕刻于4-5世纪的两尊巴米扬大佛,东大佛高37米,西大佛高55米,是世界上最高的立式佛像,玄奘《大唐西域记》言其“金色晃曜,宝饰焕烂”,可惜在2001年3月26日被塔利班野蛮炸毁。
■最早将佛教传入中国的是生活在东伊朗地区的大月氏人
据中国史籍记载,最早将佛教传入中国的正是生活在东伊朗地区的大月氏人:“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三国志·魏书》)这是关于佛经传入中国和中国人学佛法的最早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
当然,天竺(印度)高僧对佛教传入中国也居功至伟,东汉明帝(58-75年在位)“梦金人”而派使者前往天竺求佛法,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携佛经随汉使来中国,汉明帝颁旨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洛阳白马寺。
但我们显然也不能忽略伊朗人在佛教东传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到东汉末年,来汉地传佛法的东伊朗人更多,翻阅慧皎的《高僧传》,所记该时期外来传法的高僧多数是大月氏人、康居人、吐火罗(即巴克特利亚)人和安息人,周梦晗其中最著名的是安息高僧安世高(安清)。据《高僧传》记载,安世高为“安息国王正后之太子”,在东汉桓帝(147-167在位)之初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20余年,“宣译众经,改梵为汉”狂暴龙卷风,乃汉译佛经创始人,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穆宏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方文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长期从事波斯(伊朗)文学研究工作,发表有多种学术论文、研究专著和译著。

细密画:天堂花园中的四目相投
“我写的是人们不知道的”
《波斯札记》这本文化随笔集公佑,源自于北京青年报《历史纵横》版的约稿。原本穆宏燕和大多数的学者一样,主要写学院式的论文,只和小圈子里的同仁们交流,从来没想过为大众写普及文章,没想到这一写一发不可收拾,几年下来攒下了一批专门介绍伊朗历史文化与中国关系的文章——她为自己和读者同时打开了另一扇窗。
“刚开始写的内容主要是介绍伊朗的宗教、历史、文化,后来写到萨珊王朝时期(公元224-651年),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变得非常密切,当时我就问编辑,写稿的方向是继续写伊朗本土文化,还是向中伊文化交流转变?结果编辑说,读者可能会对中伊文化交流感兴趣。我很感谢编辑的是,一往这方向转,我看到那些资料,发现这是个非常丰富的领域,感觉写不尽。”穆宏燕告诉青阅读记者。
正是这一组专写中伊古代文化交流的稿子,突破了我们历史教育的局限,让我们了解两国之间、两个文明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互深刻的影响。
得知琵琶、箜篌来自古代的伊朗或许不算意外,然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们熟悉的葡萄、茉莉花、水仙花都从伊朗引进,中国的狮子、唢呐、菠菜等词至今都与波斯语对应。“这是个广阔的天地,要写真是写不完。”穆宏燕说,梳理这个话题,让她非常有兴趣。而其中的很多真相对大部分人日常认知的颠覆,也非同一般。比如《佛从伊朗来》中,写到古代伊朗人通过“丝绸之路”这条“信仰之路”将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贡献。

反弹琵琶
穆宏燕笑言,写《佛从伊朗来》这篇文章,搞印度研究的人就说她是“伊朗中心主义”,“但是我文章中不否认佛教是从印度来的,印度高僧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人们都知道的。我写的是人们不知道的,佛教传入中国、尤其是佛像的造像艺术的影响,伊朗人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这一点,以往是被屏蔽掉的。”她强调。
“细密画、四行诗的中国影子以及波斯诗歌对欧洲的影响”
面对一个深刻影响了世界的古老文明,或者穆宏燕玩笑中的“伊朗中心主义”,多少扭转着某些偏执的“天朝中心主义”、“西方中心论”的看世界眼光。然而谁是真正的中心不是重点,重点是当我们追随着历史的真实看待世界时,我们的坐标必须随时调整,才能看到更多更远。比如,各个文明间的互动,远比我们通常的认知更深。

伊朗细密画中夜莺与玫瑰
在《波斯札记》中高邮龙吸水,穆宏燕通过分析帕慕克的名作《我的名字是红》,详细介绍了细密画艺术的历史与特性,其中提到中国画对细密画诞生的影响。她说,自己最近刚写了一篇论文,就是关于建立于隋唐时代、兴盛于两宋时期的中国宫廷画苑体制,如何被蒙古人带到伊朗,催生了细密画的过程。
而除了细密画之外,书中还有两篇文章,穆宏燕对唐诗绝句和波斯四行诗进行了比较研究,谈到唐绝句对波斯四行诗的产生有着极大的影响。有意思的是,伊朗学界并不认可这种观点,“他们坚决捍卫四行诗是伊朗土生土长的产物,但是四行诗这种诗歌体裁确实是在中亚产生的,而且是在唐绝句兴盛之后产生的,这是他们怎么也否认不了的。”
不过色后戏冷皇,穆宏燕也谈到,伊朗诗歌的成就之高是举世公认的,并且它对西方文学的影响非常深,西方诗歌中常常用到的“夜莺”与“玫瑰”的意象,就从伊朗诗歌中来。“中世纪伊朗诗歌对欧洲文艺复兴的推动作用很大,伊朗著名诗人哈菲兹的诗翻译到欧洲之后掣肘怎么读,他诗中倡导个人精神自由、追求生命价值以及爱情至上的表达超级异能学生,对欧洲文艺复兴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威海一中。”
穆宏燕介绍,无论在歌德、黑格尔、丹纳的著作,还是在叶赛宁的诗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对哈菲兹的推崇,而在恩格斯关于文艺评论的文章中,穆宏燕发现,恩格斯懂晓波斯语,能读哈菲兹原文诗,并盛赞其“音调优美”“令人愉悦”。另一位中世纪诗人鲁米,则对西方现当代诗歌影响较大。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伊斯兰文明对欧洲文明的影响,成为主流话语中被屏蔽的部分。

欧洲的鲁特琴源自伊朗的巴尔巴特琴
被西方话语屏蔽的伊朗
让穆宏燕感到不解的是,伊朗作为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和中国关系极其密切的重要国家,在日常的认知中,中国社会似乎只看到国际政治中显得特殊的伊朗,却屏蔽了对其社会、文化的关注。即便是关注,也都是从西方主流媒体的角度来关注,比如说认为他们的女性都罩着黑面纱,而不去真正探究它的文化。
在她看来,其实伊朗在文化宣传方面投入很多。“伊朗文化部是除国防部、外交部之外的第三大部,对文化非常重视。政府对外的文化宣传也有很大力度,但是收效甚微。我的感觉是:中国的媒体更愿意跟随西方的视角,于是这些年伊朗的对外宣传都转向国际政治了。这是西方话语的一种屏蔽作用,我们的媒体自己主动去了解伊斯兰文化,所得到的伊斯兰世界的信息,很多都是从西方过来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以西方的眼睛来代替自己的视角,这在国内是非常普遍的龙争大唐。穆宏燕说,她曾参加过一个专家会议,听到一位学者提到他正在译的一本德国人写的印度佛教史,他认为中国学者如果连这本德国人写的书都没看过,怎么去研究印度佛教史真夏竜?“中国学者做佛教史研究为什么一定要看德国人写的著作呢?当然做学术研究,尽可能多看各家著作多搜集资料这是应该的,但不是必须的。中国人自己去看印度佛教原典,自己了解自己研究不可以吗?不能是中国学者做学问一定要看西方的才能做。学术界如此,媒体更如是。就算到了伊斯兰世界,记者也是带着西方的眼睛去看待当地的鞠婧炜。”
她说,美国在9·11之后,每年都会翻译大量伊朗、阿拉伯现当代小说,作为了解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手段。这其中固然有美国为了其国家意识形态宣传需要,有针对性选择诸如《在德黑兰看〈洛丽塔〉》这类作品介绍给普通读者。但是大量在当地受到欢迎的经典作品,他们也有翻译并有学者进行研究。

伊朗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同窗共读的蕾莉与马杰农
不跟“国际接轨”的伊朗学术研究
而与西方话语的屏蔽相对应的是,无论通过什么渠道,我们确实也较少听到伊朗和阿拉伯世界关于自己文化的阐释或研究的声音。
对此穆宏燕说:“伊朗的学术研究,套用一个时兴的、我很不喜欢的一个词,就是他们没有跟‘国际接轨’。”
穆宏燕本人做伊朗古典诗学的研究,发现伊朗本国对自己的古典诗学研究很不够。“我感觉他们研究的方式有点像中国清代,就是进行版本的考据、整理、注释,然后写一篇详细的序言,那就是最权威的研究了,之后就看不到别人做了。”在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是如此,她说自己的大学同学在北大做伊朗《史集》研究,这部巨著涉及面广,可研究的方向很多,但基本上只有西方人在研究。
这种学术研究方式,使得伊朗学界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导致外界对其文化、历史缺乏真正的了解,因此也只能看到西方的研究和诠释。“我到了伊朗画堂深处,他们知道我翻译了伊斯兰诗人莫拉维(鲁米)的《玛斯纳维》,问我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你们中国人怎么看得懂?他们认为,我们的文化你们非伊斯兰学者是不懂的。”
这或许就是即便到了现代社会,他们依旧不在乎西方如何阐释他们的文化的原因。

伊朗现代细密画中的诗人哈菲兹
伊朗小说成就不敌诗歌
穆宏燕认为:“做文学研究,如果不把它纳入到文化史范围内,视野是打不开的。”《波斯札记》可以看做是这种文化史研究的外延产品。在她看来,了解一个国家、社会最好的方式,是阅读其文学作品。
凭多年研究的经验,穆宏燕认为伊朗文学有一个现象:小说大多在抨击现实、反思自我,而诗歌则承担了更为理想化的、展现伊朗传统文化深厚的美的任务。她曾经专门研究过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的文学,“巴列维国王执政时期,伊朗特别西化,很多小说都在抨击西化之后带来的道德沦丧,还有土地改革、城市化带来的问题等等。而诗歌都在表现伊朗传统文化的美,读起来令人震撼。女性文学也是如此,女诗人不像小说家那样倾向于写女性受到宗教和社会的禁锢和压抑,诗歌中写的是女性的自立自强。”

诗人鲁达基肖像
“从古至今,伊朗的诗歌成就是优于其小说的,伊朗诗人在本国的地位,在国际上的影响,包括我读他们的作品产生的共鸣感,都证明了这一点。这大概与他们的文化传统相关琅琊榜聂铎。”至今,伊朗的诗人在其国内都拥有崇高地位,而在伊朗普通人的生活中,诗歌也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家人或朋友一起聚会朗诵诗歌,仍是常见的场景。
伊朗小说和诗歌成就的失衡令穆宏燕感到疑惑,为什么小说创作就不能像诗歌那样表现出本国文化的魅力呢?“我特别喜欢帕慕克的一个原因,就是不论伊朗作家还是阿拉伯作家,他们都没有把伊斯兰文化的魅力写出来,他们给人一种身在庐山的感觉。相反是帕慕克写出来了,他无疑受的是西方教育、生活方式也是西化的,但是他写小说受益于伊斯兰文化的传统,而且他向往的、书中恋恋不舍的情结,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辉煌。”
伊朗、阿拉伯的作家,比如说获得诺贝尔奖的埃及作家马哈福兹,大多在写伊斯兰世界的负面现实。这令人联想到八十年代的中国作家,也重在反思社会绿驹相亲会。穆宏燕认为:“反映社会问题是作家的责任,但另一方面,生活在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我觉得以我所看到的中国小说,也没有一个现当代作家能展现出中国文化的美。如果能有这样一个作家的话,我很期待。”
这个亦非东方亦非西方的神秘古国
她的面纱下究竟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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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穆宏燕,文章由壹行伊朗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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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dmin 2015年0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