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明：灾年的窘迫和五元救济款-口述知青华佗五禽戏

编者按：
本文作者回忆了陕北灾年时农村百姓的疾苦，而当年他作为一名穷知青，在大灾之年更是窘困难熬，为了与知青集体共渡难关，甘愿个人付出更多而不求回报。生产队的乡亲疼爱知青发给他救济款，他却用这笔钱给村里孩子买了本和笔。这种在苦难中知青与乡亲们的共情共融，让人读来暖意盈怀。
作者还写了另外两篇短文：《一条羊毛毡》《一封挂号信》，写的是憨厚朴实的陕北乡亲对北京知青无微不至的关心，在此作为附录。
感谢新明，用感恩之心记下这些点点滴滴，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年代，重新经历那份难以忘怀的感动。
在文章后链接了何新明其他文章的摘要，帮助大家进一步了解相关内容。

何新明摄于1970年志丹县城。
秋风东南起，
细雨湿薄衣，朱青阳
繁忙无暇顾，
挥镰收黄糜。
春耕千般力，
夏耘挥汗雨，
无情寒霜降，
秋收无生气。
这是我70年秋收时写的一首顺口溜诗，本来在收获的季节，劳动中应该充满了欢声笑语，但是一场早霜冻，让糜子折了头荞麦掉了粒，严重减产已成定局，人们在收割时心中充满了悲伤。
那年春天的墒情还算不错，然而在播种季结束后就一直没有下雨，直到过了关老爷磨刀的农历五月十三，也没掉几个雨点儿。山上种的糜谷许多出苗后又被生生旱死了杨升华，为了救活山上几亩梯田里被晒焦叶子的玉米，我们和社员一起从已经变成涓涓细流的周河一担担挑水上山，用汗水与河水尽力救活一颗颗干渴欲死的秧苗。山上那些严重缺苗的糜谷地，队里只能启用备荒种子——一种生长期只有60天的小日月糜子进行补种王丕仁，为了多一点收成，农民——当然包括我们这些暂栖于此的知青尽了最大的努力。

原本稍感欣慰的是处于周河滩上的八十多亩川地玉米，长势还算不错，也就是说占队里三分之一的粮食产量，即使遇到早霜冻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谁承想偏偏那年八十多亩川地，除了五亩像往年一样搞了金皇后玉米和红豆角套种外，其余都种植了上边强行推广的从新疆引进的高产玉米品种维尔156，虽然它长势高大旺盛，但直到被严霜冻死时还是湛清碧绿，拨开棒子皮，里边的玉米粒还是净是些黄水泡。本来可以打二十几石玉米的川地只收获了十几石秕玉米，其损失比山地最怕霜冻的荞麦还大，真是天灾加人祸。
年终结算了，全队的粮食产量从前一年的八十多石降到了六十来石，工分值也从七毛五降到了四毛五。我们学生家（当地农民对知青点的称呼）七个人，挣了一万多分，按照规定每个知青按一个半人分粮（不再参与工分粮部分的分配），分的粮食还凑合，加上头年的余粮，不会因为粮食不够吃挨饿。但“一家”七口一万多分，扣了粮钱后，只分了六十几块钱现金腰医绅，这可如何是好。
插队的第一年，我们十一个人只出了八九个月的工（第二年招工走了四）也挣了一万多分，扣除粮款和集体灶的“公积金”后，还给男生发了二十块钱，女生发了七块钱，现在的“七口之家”只有六十几块钱，如果再搞独立核算，有些同学就得向家里要粮钱了，为此我们知青小组召开了经济会议，会议的决议是仅有的六十几块钱都充作集体灶的“公积金”，不再搞现金的二次分配。
说实话，这可把我亏砸了，那年别人大多回家探亲时爱新觉罗启骧，我没回家到郝岔修路去了，我又是这个“学生家”唯一挣十分的壮劳力，一年下来挣了三千多分，却一分钱没分到手里，更何况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也在农村“劳动改造”，自己不可能得到家庭的任何资助。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认同这种做法的铁流1949，除了头脑中朦胧的共产主义理想之外，还觉得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七个人来自四个学校）理应互相帮助，只有大家共同在一个锅里搅稠稀，才能渡过今后的“扎根”岁月。
农村自然经济色彩浓重，我们知青自己集体灶办的不错，吃饭不发愁，但作为一个知青一分钱没有的日子还是很难熬的，因为给父母、亲属、同学写信总得贴一张八分钱的邮票吧。为此我只能尽量避免每一分钱的开支，给父母、亲属的信，信封后面都注明“邮资对方支付”，衣服破到再穿就要出洋相时，就和队里的一个婆姨变上半天工，她会把我的一堆破衣服三件拼两件，洗得干干净净补得平平整整交给我，最让人头疼的是我一年要穿烂四双解放牌胶鞋，这笔庞大的开支我是无论如何也节约不出来了。好心的老乡给我做了一双人称“踢死牛”的老布鞋超级玄龟分身，针线细密纳过的鞋帮鞭杆一敲“梆、梆”响，我这双脚自在惯了，实在受不了“铁鞋”的束缚，只好又还给了老乡。

七一年，春耕开始后，上边给我们队分配了两千斤救济粮指标和与之配套的二百元救济款，队里开了一晚上会才确定下救济粮、款的分配方案，一些人家分到了救济粮凭证和救济款，另一些人家则依据不同的家庭状况，有的分到了一二百斤购买救济粮的凭证，有的分到了十到二十元救济款，总之尽可能惠及到更多的困难农户。会议还决定给我五元救济款，对此，我坚决反对，一个五大三粗的后生也吃救济，太难为情了。
几天后，队长拿着五块钱给我，我还要拒绝，张德生队长急了“我签字给你领下（音：哈）了，你不要我咋办，乡亲们是让你拿这几块钱买双鞋（音：孩）穿，咋就不行！？”队里的老乡和我们知青关系极好，也对我们每个人的家庭状况大体上了解一些，他们虽然不赞成我们内部的分配方式，但这毕竟是“学生家”的内政不便干预，看到天天和他们一起劳作的后生总是穿着开了花的破球鞋心里不忍，只能采取这种明知我不乐意接受的方式施以援手。我接了队长递过来的钱，却实在觉得烫手，这钱没法儿花。直到一两个月后，利用一次去县城的机会，我拿这五块钱在饭馆里吃了一碗素粉汤三个馍，剩下的四块七毛钱都拿到商店买了铅笔和作业本，回来送给队里的学生娃娃们，才算了却了一块心病。

陕北高原的夏日，阳光强烈刺目根河吧，山路凹凸多有荆棘，所以当地老乡上山劳作极少有赤膊光足者。但是那年夏天，我却不顾老乡的劝告，常常光着膀子光着脚丫子上山劳动，背上晒得一层层脱皮，成了村里晒得最黑的一个人。这与其说是一个年轻人玩儿酷耍二杆子，不如说他是为了避免每一项无法应付的必要支出。有时我也心生抱怨，抱怨自己知青集体的同伴们只知道“各尽所能”，不考虑“按需分配”，看不到自己打柴多出工多连鞋都没得穿，随后我又得狠批自己的“私”字一闪念灵异e接触，告诫自己“集体利益至上”，想想那些早起做好饭顾不上吃，还要往返七八里、十来里地单独给自己送饭的女同学，她们不是也很辛苦吗！

入秋了，就在我常常为如何把帮烂跟飞的破球鞋固定在脚上而费心较劲的时光，收到了一封寄自黑龙江密山铁字411信箱的来信，几个在兵团的同学联名向我叙述了他们在兴凯湖畔的工作与生活，信纸里还夹寄了一张崭新的十元大票，要我别客气。此时的我心中充满了对同学之间纯真友谊的感动与感激，是他们让我穿着鞋坚持到了1971年的年终。

何新明摄于1972年初北京北海大桥。
2004年，我再次回到自己阔别多年的第二故乡，心里有些伤感，许多当年和我一起劳动的社员都已经去世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比我还大不了十岁。此时村里的当家人，都是我们插队时只有七八岁、十来岁的娃娃，就是这些娃娃也把他们曾经见到的知青们深深刻在自己的记忆里，他们深情述说起我们之间的我已经记不清的一件件往事，问我还能不能一顿吃六碗烩面，问我记不记得他们淘气打闹一个磕破了头是我背着跑到大队包扎的，一个已经当了教师的当年娃娃告诉我，她还记得我曾给她们买过铅笔和本本，这件事我没有忘，只是当年的娃娃并不清楚我给她们买笔和本的钱，源于当年她们的父辈为了缓解一位知青的一时困窘，特意分给他的五元救济款。
写于2011年7月14日
附 录
何新明：一条羊毛毡
大概是1971年的盛夏，村里来了几个毡匠正在擀毡，我凑过去看热闹，毡匠看出我是知青，就说“这是给你擀的，都是羊羔毛，你们队长让做的。”过后我问队长张德生怎么回事，他说“你那个窑总不生个火西城男孩为什么解散，睡在凉炕上没个毡子隔潮气，日子久了会落下毛病的，队里刚剪的羊羔毛不卖了，趁着有几家要擀毡给你也擀上一条，待秋后扣上你几斤羔毛钱就行了，别的都不用你管。”事后我才搞清楚，擀毡需要管待毡匠的饭食，支付工钱，还需要给些清油豆面作为辅料，而这些都是其他几户同时擀毡的人家替我分担的。这条饱含陕北人民情意的羊毛毡子，跟随着我从陕北到山西又到北京，虽然多年不用了，但我一直精心保存着，四十多年了，至今完好如初。


带着乡亲手温的羊毛毡子，被仔细地包裹起来珍贵保存。
何新明：一封挂号信
1973年3月，我已经离开农村进了工厂几个月了。有一天，意外收到一封挂号信邹平论坛网，是我原来所在生产队的队长张德荣从志丹县寄来的，信封是他亲手书写的火龙女。里边装了30斤陕西省通用粮票和两封信。


一封是队里还在双河学校读书的学生娃高生俊代乡亲们写的，落款是“四队全体贫下中农及队委会”。
另一封是我在队里四年都没见拿过笔的邻居白玉珍写的，他在信里说：“有困难请来信说明，这要能办到的尽大量帮助办”。
起因是，到工厂后，42斤的口粮标准，使我这个在农村锻炼了几年的知青撑大的肚皮一时难以适应，不知信息如何传到队里，他们用自己的粮食到县城换了一些粮票给我寄来。我知道当时农民换粮票的艰难，他们要拿上大队的介绍信，背着小米，还要带上几两小麻油，走几十里路到县粮站，才能换出这几十斤粮票给我们寄来。这其中的心意让我十分感动。
相关链接
《好人张德生》文摘：
何新明《北京知青在志丹》2017.7.10
张德生是个心很细的人，当他发现我们的粮食不够吃时，就三番五次的找我们商量，让我们从生产队先借些粮，别饿着。但“革命性”非常强的我们却以自己的困难自己克服，绝不给贫下中农增加负担的“坚强意志”拒绝了雷电颂朗诵。我们的到来给队里带来了清新与活力，看着每天和自己一起辛勤劳作的知青挨饿，张德生和老乡们感到既伤心又无奈。就是那些日子，当我吃完晚饭后，常有些小娃娃来找我，不是我大（陕北人对父亲的称呼）找你有事，就是我大让你写信去，当我去后看到的都是一家人大眼瞪小眼，就等着我上炕开饭呢（几十年后想起这些，我总有些激动）。
大概是1970年的秋后，上级抽调大批劳力到周河滩大修农田水利，四队抽得只剩下五六个壮劳力，人再少打场的活儿就实在拉不开栓了，那可是全队老少一年的期盼青田人才网啊，就差一个人赢夫人，上边三番两次派人来催，张德生只好委屈自己怀着八九个月身孕的婆姨折文莲去顶数，当折文莲挺着大肚子扛着铁锨来到水利工地，几个在基建队干活儿的女知青看见了，气得大骂张德生“混蛋”，把折文莲轰了回去。

当年怀孕上工地的张德生婆姨折文莲摄于2016年9月
《山水情结》文摘：
何新明《北京知青在志丹》2016.3.17
刚插队那年春夏之交，我第一次见到洪水，看到河面上漂浮的一根根粗大的木头，就扑向了激流，只想多捞几根柴。新庄湾的硷畔上站满了男女老少，喊着让我上来。奔腾的洪水把我连同那根大木头无情地冲向下游。几经挣扎，我逃出了洪流，站在岸边村口浑身就穿一个三角裤衩儿，一会儿社员赵玉明跑了下来，脱掉套在身上的棉裤棉袄让我穿上，带着我来到了高存贵家。

2016年9月何新明（左4）与赵玉明（左5）一家合影。
天黑了，窑掌的炕上点起了小油灯，灯下的木食盘中有几个小碟子，分别盛着辣椒、野小蒜和苦菜，高存贵把我让上炕后，盘腿坐在我的对面抽起了旱烟，婆姨家给我盛上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玉米粳饭，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两大碗，联社娘抄起碗又盛了满满一大碗放在我面前，说了句“饭食好不好总得吃饱呀”，我只好又稀里呼噜吃了赶紧蹿下炕，好让人家一家老小上炕吃饭。待联社娘把一切都收拾停当后，就让我到西面的窑里睡觉去。走进点着明亮的罩子灯的西窑里，我吃惊地看到炕上铺着宽大的白绵毡，绵毡上是新新的被子和褥子，连枕头都是新的。这一夜我睡得很香洪世贤，我一直没意识到从洪水中爬出来时自己就已经成了一个泥猴儿，做梦也没想到人家是把准备给儿子娶婆姨用的新铺盖翻出来招待了我这个泥猴儿。直到早晨醒来，我才发现褥子上枕头上都是沙愣愣的黄土末子，摸摸自己的头顶成缕的头发上还挂着没碾碎的土疙瘩，我赶紧用手把褥子上枕头上的土朝炕下胡噜了几下，穿上赵玉明的棉裤棉袄溜出了高家。
何新明谈2016年9月回村：
继2004年我们集体回村后12年的2016年，我等不到插队50周年再一次的集体回村了高丽丽，决定提前回村看看乡亲们。陕北老乡是我们一生中遇到的最勤劳、善良、朴实的群体，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施以援手，他们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亲人。
插队之初，我们住在白忠旺家两孔窑洞，白家搬到牛圈旁的一孔破窑，他们宁愿委屈自己，也要让知青住得好。如今白忠旺不在了，我去看望他的家人，在他家90年代圈的砖窑前，和他的婆姨、他的儿子、儿媳以及外甥一起合了张影。

2016年9月何新明（左4）与白忠旺的婆姨（左2）等在白家砖窑前合影
也就是在这次回乡过程中，何新明在老社员陈福友家中了解到张玉民2015年曾经回到这片抛洒过汗水的黄土地艾丽希斯，得到了失去音信几十年的张玉民的确切联系方式孟祥伟，让失散多年的同学又重新走到一起。
向阳沟是我们走向社会的起点，是我们知青间特殊友谊的凝聚之地，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家。如今，我们已经迈入鬓发斑白的老年，许多当年和我们一起劳动的乡亲们已经离世了，但他们的勤劳、淳朴和善良依然留在我们心中。
源自《北京知青在志丹》，重阳劲草供稿，网络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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